两百万元的诱惑与一箱举报信 1997年8月，深圳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罗湖区消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，投诉信堆得像一座小山，足有一尺多高。走廊外，上百名情绪激动的商户挤在一起，有人拍着桌子喊“还我血汗钱”，有人扬言如果解决不了，就拉着横幅上街。 消委会干部 杨剑昌 翻看着那些举报信，眉头越锁越紧。里面装的不是普通的买卖纠纷，而是一份份牵扯几千万甚至上亿资金的“认租表”和会员卡收据。 他接下了这个案子。但他当时并不知道，这叠纸的背后，站着的是一个号称资产几十亿的“财团”，以及一个涉及金额高达20亿的连环陷阱。 被“国贸”光环掩盖的空手套 骗局的诱饵，精准地投向了普通人对财富的渴望。 90年代的深圳，国贸大厦不仅是地标，更是财富的象征。泰明公司在这栋大厦里“招租”，广告打得很诱人：第一年免租金，第二年到第九年，每平方米月租只要100元。 而当时周边的市场行情，是每平方米800元。巨大的差价，让无数怀揣发财梦的人红了眼。“炒股票不如炒国贸商铺”这句话，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大街小巷。 国贸旧照，来源于网络 申请登记租铺位的前一天晚上，上千人在国贸商场门口排起了长龙，有人甚至带着铺盖卷熬夜守候。登记第一天，1600多张认租表被一抢而空；第二天，3000多张又瞬间售罄。每张认租表定金2万元，仅仅两天时间，一个亿的真金白银就流进了彭氏兄弟的腰包。在黑市上，一张认租表甚至被炒到了6万元。 但杨剑昌的调查，撕开了这个光鲜的外壳。 他跑遍了房管、工商等部门，查出了一个致命的事实：泰明公司在国贸大厦实际拥有的物业，只有600多平方米，而且早就抵押给了银行。广告里吹嘘的“一万多平方米”，全是假的；那些展示给租户看的房产证复印件，也是伪造的。 与此同时，彭氏兄弟控制的粤民百货也在疯狂吸金，上万名消费者的会员卡费、750多家供货商的货款，加上招工骗取的押金，合计超过5000万元。 从五百万收买到两千万买命 杨剑昌连夜写出了《关于深圳泰明国贸商场极大欺诈案的调查报告》，估算欺诈金额高达1.2亿元。报告交上去后，巨浪随之扑来。 最先来的是说客。彭海怀托人找到杨剑昌，开出了一个让人咋舌的条件：只要他停手，不再查这个案子，给他500万。90年代的500万，足以在深圳买下几套豪宅。杨剑昌连眼皮都没抬，拒绝了。 接着是恐吓。家里的电话成了催命符。有人压着嗓子在电话里说：“小心你老公”“小心你小孩上学回不了家”。还有电话从外地打来，语气平静却透着杀气：“你这种人同我斗，我两千万买你的人头。”那段时间，杨剑昌的妻子每天提心吊胆，连门都不敢出。 杨剑昌工作照，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最荒诞的一击，来自法庭。 1997年12月，彭海怀以泰明国贸公司的名义，将杨剑昌个人推上了被告席，案由是“名誉侵权”。索赔金额：1734万元。这个数字，创下了当时国内个人被索赔的最高纪录。 一场拖垮人的诉讼消耗战 对于一个拿死工资的公务员来说，1734万是个天文数字。杨剑昌不仅面临巨额索赔，还要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和精神压力。 这场官司打了整整两年。案子在罗湖区法院、深圳市中院之间来回拉锯。一审杨剑昌胜诉，二审却被发回重审。同一个案子，在一审、二审和再审中，得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结论。 杨剑昌8次坐上被告席，3次因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住进医院。他的头发一把把地掉，原本才40岁出头的人，几乎满头白发。 他在法庭上质问对方：“我作为一个消委会的工作人员，接到群众投诉去调查，写报告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你们造假骗钱，反而来告我？” 1999年的转机 1999年，审计署深圳特派办对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进行审计。审计人员翻看信贷档案时，发现了几家异常公司：泰明实业股份公司、蛇口航明实业有限公司、新宇通实业有限公司……三家公司全是关联公司，都由彭氏兄弟掌控。 进一步深挖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。 彭氏兄弟在短短几年内，通过互相担保、伪造贸易背景、骗开信用证等手段，从深圳工行等多家银行骗贷超过20亿元。仅深圳工行5家公司共欠本金5.35亿元、欠息8049万元，其中信用证垫款占总欠款的85%。 更离谱的是，信用证资金最终都流向了彭氏兄弟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公司。也就是说，左口袋倒右口袋，银行被当成了提款机。 审计署以《审计要情》上报国务院。 朱镕基总理批示：“彻查严惩。” 李岚清副总理批示：“骇人听闻，应立即查处。” 案子惊动了最高层。 此案随后移送公安部，由深圳市公安局作为特大金融诈骗案立案查处。 2000年深圳特派办又在对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审计中，查出彭氏兄弟的海怀房地产公司特大骗贷案9000万元，国务院领导人批示后，移送深圳市公安局并案查处。 2001年1月，深圳中院再次判决：杨剑昌胜诉。 但他的对手，也在半年前卷款逃走了。1999年6月，彭氏两兄弟闻风而逃，有关方面对他俩发出了红色通缉令，并分别于1999年、2000年，以涉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