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，陕西临潼，曾志住进解放军第26医院附近的干休所。她带来的行李并不多，最让她犯难的，却不是生活起居，而是身份问题：组织关系分散在几处，办理转接十分不便，而干休所接收和管理干部，又有相应的组织手续。 曾志想得很实际。既然今后可能长期住在这里，就应当把关系理顺。可她当时已不再担任现役军职，无法按军人身份领取服装和享受相应待遇。于是，这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，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。 信里的意思很朴素：自己是参加红军较早的女干部，如今住在干休所，却连一套军装也没有，希望组织每年能够发给一套。没有激烈措辞，也没有提出过高要求，几句话，说的是一名老革命在晚年遇到的具体难处。 这封信送到毛主席手中后，得到的答复并不是简单批示。毛主席表示，如果曾志愿意留在西安，可以由当地安排工作；如果不愿意，也可以调回北京。这个处理方式，既照顾了她的实际处境，也没有把问题停留在一套军装上。 有意思的是，曾志来到临潼，并非完全没有亲人在身边。她的女儿陶斯亮后来调到第26医院工作，母女得以相互照应。对经历过长期战争和地下斗争的人来说，晚年能与女儿住在同一座城市，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安稳。 但曾志的一生，早已不是一套服装能够概括的。1911年，她出生于湖南宜章。1926年进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时的革命环境极其复杂，一个年轻女子选择走上这条道路，面对的并不只是战场，还有随时可能到来的审查、转移与牺牲。 1927年，她与夏明震结婚。夏明震牺牲后，曾志继续留在革命队伍中，后来又与蔡协民共同开展工作。1928年，她随蔡协民上井冈山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此后，两人的关系并非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更像是共同经历风雨后的同志和长者。 井冈山时期，曾志承担过组织、宣传和妇女工作。她住处简陋，事务繁重，还要随时应对部队转移。毛主席对她的性格和能力有较深了解，知道她说话直，办事利落，遇到问题也不轻易退让。 1930年代，曾志先后在闽西、厦门等地工作，长期处在白区斗争环境中。这样的工作看不见硝烟，却同样危险。身份不能暴露，交通必须谨慎，身边同志随时可能失去联系。后来她回忆那段经历，最难承受的往往不是奔波，而是亲眼看着同志牺牲后仍要继续工作。 蔡协民牺牲后，曾志又与陶铸结为夫妻。1939年她到达延安，重新见到毛主席。多年不见，毛主席询问她这些年的经历。曾志没有把苦楚藏起来，而是把白区生活中的艰难、家庭中的变故，一件件讲了出来。 毛主席对她的信任，也表现在一些具体事情上。1959年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送到毛主席那里时，曾志的名字没有出现。毛主席注意到后，问起原因，并亲自把名字补上。至于其中牵涉的组织安排和个人取舍，后来有不同说法，但毛主席重视曾志这一点，是明确的。 1971年以后，曾志曾就个人处境给毛主席、周恩来写信。随后，她被安排到临潼干休所。对一名曾经长期在前线和隐蔽战线上工作的老干部来说，从战火岁月进入干休生活，生活方式改变了，组织关系、待遇和归属感等问题也会随之变得突出。 所以，1973年的那封信，看似是在请求军装，实际反映的是曾志对组织身份和革命经历的在意。她并不是缺一件衣服，而是不愿意让几十年的军旅经历在手续变化中被轻轻带过。 毛主席的答复，也没有回避现实困难。能留西安，就由当地安排；愿回北京，就调回北京。曾志后来选择回到北京，此后直到毛主席逝世，两人没有再见面。1976年9月，毛主席逝世，曾志前往告别。有人问她是否怨过主席，她只说：“不怨，主席晚年是老人……”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