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7月16日，湖北襄阳城内，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被解放军从一处碉堡中押出。这个曾让苏区军民深恶痛绝的名字，终于以俘虏身份出现在战报上。前线请示如何处置，毛主席却很快作出指示：“不能杀，立即送到我这里来。” 这道命令并非出于遗忘。康泽长期负责国民党内部的反共组织，参与过对共产党人、进步人士和苏区群众的镇压。毛主席曾评价，苏区遭受破坏，蒋介石和康泽都是重要责任者。如此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人，为何没有被处决？ 康泽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。父亲早亡，母亲靠纺织维持家计，他自幼读书刻苦。1925年，康泽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。传闻他在星期日留校整理蒋介石训话笔记，恰好被蒋介石看见。蒋介石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出去休息？”康泽回答：“学生还有些内容没有整理完。”这类勤奋和服从，给蒋介石留下了印象。 黄埔毕业后，康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1927年回国，他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、江西“剿共”宣传大队大队长。与许多靠战场战功起家的将领不同，康泽的长处在于组织、宣传和控制。他把反共当作政治信条，也因此逐渐成为蒋介石眼中的“可靠之人”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国民党内部面临抗日舆论和政治危机。蒋介石没有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向全面抗战，而是筹划建立一个效仿苏联政治保卫机构的组织。康泽参与其中，复兴社由此成立。复兴社下分多个系统，康泽掌握的“别动队”，专门承担反共宣传、渗透和镇压任务。 1933年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设立，蒋介石自任校长，康泽担任班主任。训练班培养的并非普通军官，而是熟悉反共理论和秘密行动的人员。他们深入苏区，搜集情报，破坏地下组织，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。 康泽主持的行动，往往不止于战场交锋。封锁、审讯、株连和强迫担保，被结合成一套高压办法。一些地区被划为“无人区”，群众被迫离开村庄；所谓“连坐”规定，则使普通百姓也可能因未及时报告情况而遭到惩罚。闽西、赣南等地的许多村镇，因长期战乱和镇压而人口锐减。 抗战胜利后，社会反对特务统治的声音高涨，康泽一度被安排到国外工作。1947年，他回到国内，仍受到蒋介石信任，并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。蒋介石看重的，正是康泽多年形成的忠诚和反共经验。 1948年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，襄阳成为关键目标。蒋介石任命缺乏正规战场指挥经验的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，原因并不复杂：战局越紧张，他越希望把兵权交给亲信。 襄阳战事迫近时，康泽的部下建议由副司令郭勋祺负责前线指挥，康泽设法突围。他却表示：“我一切听命于总统，决不擅离职守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忠勇，实际上也暴露了他的处境：他擅长的是特务组织和政治控制，并非大兵团作战。 7月9日至13日，解放军连续突破襄樊外围据点。康泽曾下令施放黄磷弹，并焚烧樊城北面的民房，随后向蒋介石、白崇禧求援。得到“放弃樊城，固守襄阳待援”的命令后，他退入襄阳城。7月15日晚，攻城战开始；次日上午，解放军控制襄阳，康泽被困在司令部附近的碉堡中。 刘伯承得知康泽所在位置后，专门电告前线：“康泽只能活捉，不能击毙，要活的！”部队很快冲入碉堡，康泽被发现时身体有烧伤，但并不严重。押到六纵司令部后，他开口问的不是战局，而是：“有医生吗？我不会残废吧？”王近山回答：“我们会给你治，残废不了。” 康泽被俘的消息传出后，国民党方面此前已经宣布他在襄阳“殉难”。新华社随后播发其被俘消息，这让蒋介石十分震惊。对蒋介石而言，康泽原本可以成为一名“死守阵地”的忠烈样板；对共产党而言，活着的康泽却具有另一种价值。 毛主席要求将康泽押送到身边，并派可靠武装、加镣铐护送。这既是安全需要，也是政治安排。处决一个战犯，可以满足一时的愤怒；保留下来，经过审判、教育和改造，则可能让更多人看清国民党特务统治的真实面目。 在功德林期间，康泽接受治疗和思想改造，刘伯承还曾接见这位四川同乡。起初他仍迷信蒋介石，后来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，撰写自我反省材料，并交代复兴社、别动队的组织和活动情况。他的转变并非一句话完成，而是在长期学习、生活和对照中逐步发生。 毛主席后来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解释过不杀战犯的考虑：“不杀他们，不是没有可杀之罪，而是杀了不利。”给他们生活出路，使其有自新的机会，对人民事业和国际影响都有好处。康泽正是这一政策的典型对象。 1963年4月9日，康泽获得特赦，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，参与整理和撰写有关复兴社的回忆材料。1967年，他因病去世。那个曾经替蒋介石执行反共政策的人，最终没有死在襄阳碉堡里，而是在长期改造中留下了另一份关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历史记录。 特别